領先時代--180年

歷經180年的格拉蘇蒂製錶藝術。格拉蘇蒂原創錶廠正以一系列新聞稿發布來歡慶其豐富的歷史承傳。探索每一代製錶師如何在時間的長河中留下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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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

格拉蘇蒂如何在製錶業建立公制

180 年前,一個宏偉的願景從小規模開始。費迪南德-阿道夫-朗格(Ferdinand Adolph Lange)在格拉蘇蒂(Glashütte)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成為世界上第一家引入公制的鐘錶製造商。當時,公制仍是一個新概念,與各種地區性單位系統相互競爭。在此之前,歐洲大陸的製錶商通常使用法國測量機芯單位:令,一令大約相當於 2.26 毫米。

這時期的測量儀器通常使用十二進制。然而,在計算和測量機芯的精密零件時,公差可能會導致相當大的誤差。費迪南德-阿道夫-朗格(Ferdinand Adolph Lange)了解到公制的發展潛力,並在德國強制使用公制之前約三十年就在格拉蘇蒂建立了公制。

1851

同時,他也開發了用於製錶業的專用測量儀器。所謂的千分尺可以達到迄今未知的 1/100 毫米精確度。 1851 年,朗格寫道:
「我的第一步,也是決定性的一步,就是製造一種測量工具,以盡可能高的精度在最小的刻度上實現任何計算出的比率。

大約一個世紀後,由費迪南德-阿道夫-朗格創建的製錶廠成為 VEB Glashütter Uhrenbetriebe 的一部分。作為前國有企業的正式合法繼承者,Glashütter Uhrenbetrieb GmbH至今仍在繼續追求最高精度的願景。自 1994 年以來,該公司一直使用 Glashütte Original 這一品牌名稱,這不僅是正本鎙緣的明確承諾,也是宣告其特殊歷史地位的昭示。

現在,最先進的生產技術可以實現無與倫比的精密加工,公差僅為千分之幾毫米。為了達到高品質標準,製錶廠仍繼續自行設計和生產許多測試裝置,例如精確控制錶盤弧度的裝置。

1845

德國格拉蘇蒂製錶學校

19世紀中葉,第一批製錶師來到格拉蘇蒂定居,當時前往30公里外的德勒斯登需要三天左右的時間。這個偏遠地區位於厄爾士山脈,幾個世紀以來,當地人一直以採礦維生。但隨著礦產的減少,當地居民開始擔心他們的生計問題。

製錶藝術之所以能在格拉蘇蒂立足,絕非偶然。這是一個得到薩克森王國支援的精心計畫,旨在為該地區帶來新的發展前景。然而,政府並沒有為工廠的建設提供資金,而是選擇資助製錶師的培訓-從一開始就奠定專注於專業技術及傳承的製錶業基礎。

在短短幾年內,格拉蘇蒂就從一個不起眼的礦業小鎮,躍升為製造高精準度鐘錶的國際機構。這不是單獨一個人或一家公司的功勞。這是偉大的夢想家們共同努力的結果,他們相互支持,保持著深厚的友誼。然而,他們留給後人的最大財富就是德國格拉蘇蒂製錶學校。

1878

開學典禮於 1878 年 5 月 1 日舉行。首批 16 名學生在格拉蘇蒂社區學校的兩間教室裡上課。但就在僅僅一年後,想在學校學習製錶工藝的人數就超過了校舍的容納量。因此,人們在格拉蘇蒂市中心建造了一座獨立的校舍,該校舍於 1881 年完工,可容納 60 至 80 名學生。不過在一段時間後,這些校舍也不夠用了。於是校舍在 1921 年進行了擴建,並擁有了自己的公園和一個紀念噴泉。

能夠進入格拉蘇蒂德國製錶學校學習是一種莫大的榮耀,學生們之間有著強烈的集體歸屬感。他們成立了兄弟會,利用課餘時間,甚至在自己的學徒時期結束後,也持續地為其他學生提供幫助。畢業生們將格拉蘇蒂製錶業的精神傳播到世界各地,並終生以 「德國格拉蘇蒂製錶學校畢業生」為榮。

同樣地,對於許多來自格拉蘇蒂的製錶大師和當地成功企業家來說,在這所著名學校擔任教師也是一種榮譽。鐘錶製造商路德維希-斯特拉瑟(Ludwig Strasser)以製造精密擺鐘和發明自由游絲擒縱機構而聞名,他在學校成立以來就對學校的發展發揮了關鍵作用。最初,他希望繼續留在羅德史瓦茲公司,然而,當他作為董事總經理的工作過於繁重,同時還要從事教學活動時,他決定選擇學校。1885 年,他接任校長一職,並擔任該職長達 32 年。

1920

德國格拉蘇蒂製錶學校的目標不僅僅是培養技術純熟的製錶師,更是致力於推動創新。20 世紀初,製錶大師兼該校教師阿爾弗雷德-海威格(Alfred Helwig)勇於接受挑戰,進一步開發製錶藝術中最複雜的技術之一:陀飛輪。他從一開始就讓自己的學生參與這項工作中。1920 年,他們首次成功地將陀飛輪結構固定在一側,並將其從框架的上方解放出來。這種被稱為「飛行陀飛輪」的創新裝置成為格拉蘇蒂最著名的發明之一。

每週六,教學樓都會舉行一場特殊的儀式,從早上 8:00 到 8:10,柏林天文臺會通過厄爾士山脈最早期的摩斯密碼線之一向格拉蘇蒂傳送時間訊號。借助所謂的同步時鐘,可以使時間精確到十分之一秒。阿爾弗雷德-海威格在他的著作中生動地描述了這一事件:時間訊號的接收幾乎是一種儀式般的行為,整個建築內鴉雀無聲,因此可以非常清楚地聽到節拍的同步。校長和老師都在場,每次都會叫幾個學生進來,讓他們逐漸熟悉時間訊號的接收。

幾十年來,德國格拉蘇蒂製錶學校一直是格拉蘇蒂鐘錶產業的社會核心。1951 年,這個由獨立公司組成的團體成為一個國有集團,即為VEB Glashütter Uhrenbetriebe (格拉蘇蒂鐘錶企業)。在德國統一後,Glashütter Uhrenbetrieb GmbH (格拉蘇蒂鐘錶有限公司) 成為前國有集團的合法繼承人,也成為了歷史悠久的格拉蘇蒂鐘錶業之唯一繼承者。如今,它匯聚了自1845年以來的輝煌承傳,並體現於格拉蘇蒂原創(Glashütte Original)品牌中。

這也包括了公司今日的年輕人才仍在 1881 年起即使用的同一建築中接受培訓。自 2002 年起,該公司自己的製錶學校便以製錶大師阿爾弗雷德-海威格(Alfred Helwig)的名字命名。年復一年,從這裡畢業的年輕製錶師、工具製造師和機械師用他們的創意與動力保障著格拉蘇蒂製錶工藝的未來。

格拉蘇蒂原創始終忠於其先輩們的理想。秉持著當年成就其成功的創新精神,格拉蘇蒂原創製錶廠仍持續不斷地追求完美。在幕後,公司的工程師和製錶師延續了阿爾弗雷德-海威格(Alfred Helwig)等大師的志業。透過獲得專利的飛返陀飛輪,他們成功地進一步發展了海威格的精妙機械裝置。在拉出錶冠時,垂直離合器會使議員天文臺陀飛輪腕錶(Senator Chronometer Tourbillon)的核心部件處於靜止狀態。如果將錶冠拉到下一段並保持不動,陀飛輪框架就會輕輕旋轉,其頂端秒針會回到零點位置。在按下錶冠後,即可輕鬆重新啟動旋風。這是一項技術上的傑作,即便是鐘錶大師本人也得俯首稱臣。

1926

格拉蘇蒂腕錶

能夠與懷錶匹敵的腕錶 – 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品質要求,以至於格拉蘇蒂鐘錶產業在大約 100 年前幾乎難以招架。這個位於厄爾士山脈的小鎮一直以來都以其無與倫比的懷錶和時鐘品質而聞名於世。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通貨膨脹和出口不景氣,再加上 1920年代末和1930 年代初的全球經濟危機,使格拉蘇蒂的鐘錶製造商遭受重創。然而,最終導致他們失敗的,卻是一項格拉蘇蒂差點錯過的關鍵市場改革。

作為一位精確可靠的伙伴,懷錶在20世紀初所有尊貴紳士的背心口袋裡都佔有一席之地。在此之前,腕錶只在軍事或科學探險中少量生產 – 如今,我們或許會稱之為「工具錶」。然而,隨著腕錶逐漸走入日常生活,在1930年,德國出售的腕錶數量首次與懷錶持平。到了1934年,根據當時市場分析顯示,腕錶所佔的比例已上升到65%。

在格拉蘇蒂,這種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曇花一現的時尚潮流,人們對腕錶抱持懷疑態度:當時廣泛使用的腕錶機芯在精準度與可靠性上,都無法與格拉蘇蒂公司數十年來製造懷錶的標準相提並論。最終,一些公司因為堅持自身標準而倒閉。當時德國規模最大的生產合作社Deutsche Präzisions-Uhren-Fabrik Glashütte(德國格拉蘇蒂精密腕錶工廠)也於1926年宣告破產。

 

翌年,兩家姊妹公司從破產資產中成立,並在一開始便懷抱宏大的願景:UROFA(Uhren-Rohwerkefabrik AG)和UFAG(Uhrenfabrik AG Glashütte),為格拉蘇蒂首批專注於生產腕錶的公司。Ernst Kurtz博士在38歲時被任命為總經理,他充分意識到競爭對手擁有極大的優勢。為了成功帶領這個雄心勃勃的計畫,他意識到必須全面重塑格拉蘇蒂的腕錶生產。

除了將公司結構現代化,Ernst Kurtz博士也非常重視培育下一代的員工。公司的學徒成為了全城知名的UROFA Stifte(UROFA尖端種子),他們不僅在工藝方面受到了讚賞,在音樂方面也備受肯定。Ernst Kurtz博士要求每位學徒在學徒期間都要學習一種樂器 – 而大部分學徒都滿懷喜悅和熱情地學習了。他還資助一個由鐘錶學徒組成的弦樂團,定期在格拉蘇蒂舉辦音樂會。除了音樂之外,手球也成為學徒們最喜愛的體育活動。格拉蘇蒂共成立了三支手球隊。為了讓學徒有更舒適的學習與生活環境,Ernst Kurtz博士還贊助興建了員工宿舍,最初可容納20名學徒,後來擴增至40名。

 

Calibre 58 標誌著公司在兩方面的突破。在開發這款機芯時,設計師優先採用大型主發條盒,並搭配同樣大型的擺輪-這是從懷錶結構演變而來的有效設計原則,UROFA將其微型化並應用於腕錶之中。為了讓機械零件能在有限空間內精準運作,工程師們決定不將第長秒針齒輪直接置於動力中。取而代之的是,他們設計了一個間接的驅動機構,使秒針能夠垂直安裝於主發條盒上方。

Ernst Kurtz 博士在行銷 Calibre 58實現了天才之舉,以「Raumnutzwerk」(意為「空間效能機構」)為名,展開大規模的宣傳活動,強調這款尺寸僅為20 x 28 mm、高4 mm機芯的精巧設計,與足以媲美懷錶的性能表現。這項策略切中時弊,使 Calibre 58的銷售大獲成功。UFAG 將部分機芯組裝在成品腕錶,並通常在錶盤標上代表格拉蘇蒂的「G」字樣。

 

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UROFA受託開發一款特別適合飛行員需求的計時碼錶。這款腕錶應能承受 15 巴的壓力至少一個半小時,並具備飛返裝置和防震功能。此外,機芯還必須保證每天 -3 至 +12 秒的速率精確度,並在攝氏 -10 至 +40 度的溫度下可靠運作。UROFA的設計師成功地在Calibre 59「Flieger Chronograph(飛行計時碼錶)」上滿足了所有要求。

 

該公司甚至為部分機芯配備了更高品質的元件。UFAG以拉丁文 「tutus」(意為安全、受到保護的)為靈感,創立「Tutima」的標籤。Ernst Kurtz博士親自闡述了這一標籤的由來。如今,這一標籤可被視為一種品質認證標章。:

「在為具備特殊品質的腕錶尋找命名的過程中,我們舉辦了一場比賽。獲獎的優勝者是公司內部的一名員工。Tutima一詞就是在這時候透過改變一個字母而創造出來的。」

進入1940年代初,朗格尚未開發出專用的腕錶機芯。該公司所銷售的幾款腕錶多半來自向鄰近的 UROFA所購買的機芯。為了滿足飛行員腕錶的需求,朗格選擇重新製作懷錶機芯。其中最著名的是Calibre 48,它最初是為觀測錶而開發的。由於機芯尺寸的關係,這些腕錶的尺寸也顯得非常龐大,錶殼直徑為65 mm。但對於需將腕錶配戴在飛行夾克袖口外的飛行員而言,這樣的設計反而非常合適,因為飛行員不是直接將腕錶戴在手腕上,而是套在有襯裡的皮衣袖子上。

 

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蘇聯空軍轟炸格拉蘇蒂下結束,致使部分城鎮被摧毀,當地製錶產業遭到重創。兩家姊妹公司UROFA和UFAG以及A. Lange & Söhne公司淪為國家所有。自1951年起,VEB Glashütter Uhrenbetriebe將所有的製錶產能統一於同一屋簷下。德國統一後,該企業於 1991 年完成私有化並登記商業註冊為Glashütter Uhrenbetrieb GmbH。自 1994 年起,公司便開始使用品牌名Glashütte Original

格拉蘇蒂製錶產業跌宕起伏的歷史,其中高潮與低谷、光明與陰影有時緊緊相隨 – 正如我們紀念其 180 周年系列的第三章所揭示的。格拉蘇蒂原創致力於保存這份歷史遺產,包括將腕錶精神引進格拉蘇蒂的Ernst Kurtz博士和他的「UROFA 尖端種子」的故事。隨著時間的推移,於有限空間中設計出精巧又完美機芯的這門技藝,持續在他們及其後繼者的努力下穩定發展。

 

Serenade Luna 是格拉蘇蒂原創如今對這項製錶哲學的最新詮釋。其最具特色的設計-大型月相顯示視窗,幾乎橫跨自制機芯 Calibre 35 的整個表面。不同於傳統的兩個月亮圖案,Serenade Luna是以四個圓形的精緻星空圖案呈現,月亮形狀則透過與月亮窗口的重疊視覺所形成。由於採用整合式設計,月相顯示幾乎不會增加任何高度,同時還能達到 122 年內僅一天誤差的卓越精確度。

1945

創新與堅持 - 180 年來始終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格拉蘇蒂鐘錶業成為一片廢墟。製錶公司的員工盡力搶救能夠保留的資源,其中資深的員工甚至將完成的腕錶藏於家中,以免遭受蘇聯軍隊的洗劫。然而,在1945 年 8 月,他們最擔心的事還是成真了 – 蘇聯佔領政權並下令拆除格拉蘇蒂的鐘錶產業。

「他們拿走了一切……所有的機器、所有螺絲起子、每份藍圖、每張圖紙、工作台,毫無保留地全部帶走,」當時的見證者,同時也是當時格拉蘇蒂最大鐘錶製造商UROFA的一位前員工如此回憶道。所有機器和工具以及公司剩餘的生產庫存被裝進木箱,然後用 32 輛貨車運走,每輛載重達 10 噸。

 

格拉蘇蒂的人們頓時一無所有。他們自發性地開始打造恢復生產所需的設備。幸運的是,蘇聯在沒收設備時留下部分機器的模具。多虧這些模具,附近的一家鑄鐵廠得以從零開始製造車床和銑床等複雜的機械設備。其他設備則完全憑著格拉蘇蒂工具製造商的記憶重新打造,強烈的團體意識也促使各家公司同意互相借用急需的機器設備。

戰爭結束後僅僅幾個月,便有少量的腕錶可以重新組裝,其所使用的零件來自當時剩餘的零件庫存。不過由於外部供應商已經停止生產,部分關鍵的零件也無法在本地再製,因此戰前的機芯生產難以長期持續。為了因應這些嚴峻的供應問題,UROFA 的頂尖工程師 Helmut Klemmer 開始研發新機芯。他從一開始就堅持一個目標:「無條件必須自製所有腕錶零件」。

 

1945 年 10 月 6 日,也就是德國投降僅五個月後,Calibre 61 的第一張設計圖就完成了。Calibre 61 的結構主要源自於Calibre 60 – 一枚當時已進入後期開發階段,但未能在戰爭結束前完成的機芯。Calibre 61亦配合當時許多零件已無法購得或只能少量生產的經濟狀況進行了技術調整 。機芯的底板和四分之三夾板的齒輪橋樑均由薄金屬板製成,且機芯的唯一銑削部分是擺輪夾板。

首批搭載 Calibre 61的腕錶自1946年起開始組裝。儘管這些腕錶在當時僅被視為應急的解決方案,但這一進展卻散播著某種樂觀的精神,常見於這些腕錶上的手刻 「UROFA 61 – Wiederaufbau 1. Serie」(UROFA 61 – Reconstruction 1st series 重建第一系列)就是這段歷史有力的證明。雖然蘇聯佔領軍默許格拉蘇蒂人民繼續製錶,起初卻仍計畫沒收大部分的腕錶作為賠償。

儘管面對種種逆境,這些公司依然在接下來的數年間逐步提升產量。與此同時,東德工業被重組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1950 年,新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GDR) 提出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全面規劃整個經濟區域的資源分配和生產目標。在此體制下,民營公司被有意地置於遠不如國營企業的劣勢地位。

UROFA UFAG 主動申請轉為國有企業,乍看之下似乎難以理解,但在物質供應嚴重短缺與勞工可能被徵召的焦慮與威脅下,這一步或許是它們在新體制中得以延續存在的唯一選擇。1951 年,兩家姊妹公司正式國有化,並與三年前已被收歸國有的 Lange & Söhne 合併。這場整併促成了 VEB Glashütter Uhrenbetriebe (GUB)的誕生 – 在往後四十年間,成為格拉蘇蒂地區唯一的製錶企業,擁有壟斷地位。

1964

在東德物質匱乏的經濟下,奢侈品或進口商品只有極少數居民才能取得。舉例來說,一輛新車的等候時間往往長達12至15年。

VEB Glashütter Uhrenbetriebe在此期間推出的產品陣容可謂超越了常規:1951 年至 1991 年間,GUB共研發了四款全新的自動上鍊機芯。其中於 1964 年發表的Spezimatic核心機芯 Calibre 74,更是大獲成功,其直徑28毫米、厚度僅5.05毫米的設計呼應當時腕錶纖薄化的國際趨勢。

時至今日,Spezimatic(專家系列)仍被視為格拉蘇蒂史上最成功的腕錶之一。這款腕錶有數十種不同的顏色可供選擇,而且在當時社會主義的東德(GDR)體制下,更罕見地提供純金錶殼。如今Spezimatic最大的價值在於許多錶主與他們腕錶之間的情感連結,在當時不僅常作為特殊場合的熱門禮物,有時甚至可以替代一對結婚戒指。正是由於這些故事和經歷,Spezimatic被整整一代人所銘記,也被下一代人所珍愛。

1978

1978 年,VEB Glashütter Uhrenbetriebe推出 Spezichron(復古系列前身)腕錶,再次展現品牌勇氣:其設計靈感來自當時重塑德國整個城市景觀的現代主義建築,採用圓角矩形錶殼。這種被稱為「電視機(TV)造型」是當時的典型設計,至今仍因其結合復古與未來主義的美感而備受收藏家推崇。在技術上,Calibre 11 憑藉提高至 4 赫茲的振盪頻率脫穎而出,使速率精確度有著大幅提升。

在東德經濟日益艱困的背景下,零件和機器設備的供應也持續惡化。VEB Glashütter Uhrenbetriebe嘗試透過進一步擴展自身的製造技術能力來應對這一困境。公司特別設立「Abteilung Sondermaschinenbau(特殊機器製造部門)」,憑藉工程師的創造力與專業技術,自行研製出幾個重要的零組件。從現今眼光來看,這也促進了品牌自製能力的深度提升。

在德國統一的過程中,VEB Glashütter Uhrenbetriebe於 1990 年 10 月 16 日以 Glashütter Uhrenbetrieb GmbH 的名義進行商業登記。在1994 年民營化後,該公司正式以 Glashütte Original 格拉蘇蒂原創 為品牌名稱,延續故鄉格拉蘇蒂偉大的製錶傳統,明確傳達歷史延續的意涵:品牌不僅承襲 19 世紀製錶業鼎盛時期的精神,也自豪地認可其 20 世紀在多次危機與限制中淬煉出的製錶傳承。

時至今日,大多數德國人對東德的印象仍是其物質匱乏的經濟和國家體制的低效率。但這段歷史同時也講述著格拉蘇蒂人民的決心、毅力與創造力 – 他們始終致力於自己最擅長的事:製造高品質的腕錶。即使在石英危機期間,仍在鐵幕背後持續延續機芯製造專業,加上卓越的工具製造和機械工程技能也是格拉蘇蒂原創現代品牌形象的識別核心。透過Vintage Collection(復古系列),這家薩克森製錶廠向經典的 Spezimatic (專家系列)和 Spezichron(復古系列前身)致敬,兩者皆以自身風格書寫歷史,塑造了自己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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